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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传承弘扬瞿秋白革命精神”研讨会摘要


发布时间:2019-01-30  浏览次数:   来源:未知

“为衔春色上云梢”
 

——“新时代传承弘扬瞿秋白革命精神”研讨会摘要
 

大力弘扬瞿秋白精神
 

梁 衡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的领袖,他曾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今天我们承认他是一位英雄、一位伟人,这只是一个正名,其意义还远远不够。他身上体现出的一种苦苦探寻的觅渡精神,需要我们不断认识、不断开发。
 

    瞿秋白以自己短暂的一生来寻觅生命的真谛。他不但是一个英勇就义的烈士,更是一个坦诚的人。他一方面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这是事实,证明了他不怕死;一方面在临死前从容地独白,说明了他是一个坦诚的人。我在《觅渡,觅渡,渡何处》这篇文章里用了三个“如果”: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李逵式的英雄,也就罢了。但他不是,他有一身的才华却宁愿牺牲这些,直至生命。如果他一被捕就叛变,也很平常。革命史上并不少叛徒。但是也不是。在监狱里他从容应付敌人,这也说明他不怕死,他还憧憬着以后的斗争。如果他临死前就是像一般烈士那样英勇就义也就算了。这样的英雄也很多。但他还要写一篇《多余的话》,特别是还剖析了自己的缺点、自己真实的想法,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老老实实做人的榜样。做一个坦白的人,比做一个英雄更难,是更高一个档次的人格。我在那篇文章里讲到,别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做着的是一种更大的试验。他不但告诉我们怎样做事、做大事,还告诉我们怎样做人,怎么面对历史。
 

    他投身革命,寻觅革命的真理。他不只是一个文弱书生,更是一个挑起武装斗争重担、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过去在这一方面宣传得很少,我也是读了他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的序,才对他有了新的认识。党史上讲陈独秀是“右倾”投降路线,毛泽东代表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那个时候起来纠正陈独秀的错误,勇敢地举起武装斗争大旗的是谁?是瞿秋白。他当时是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常委,他参与策划了南昌起义,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只可惜1931年他就被王明路线夺去了领导权,所以没有发挥出这方面的才能。但在革命的转折时期,他能够站出来用自己的肩膀扛起这副重担,转动了历史的枢纽,这个很不简单。
 

    瞿秋白曲折的一生所显示出来的是一种“觅渡”精神。不但他在觅渡,我们这些后人也在觅渡,20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种“觅渡”文化。瞿秋白从一个破落的文人家庭走出来,一步一步走向革命,成为党的领袖,成为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生现象。瞿秋白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他是经过长期的奋斗,加上时代的机缘造就的。瞿秋白代表着过去的一个时代,他期望着我们的下一代人开启新的黄金时代。屈原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不断的寻觅探求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凡物之所奇者,必含其情,必有其理。常州有这样一个人才,有这样一个故事,还有这样一座名为觅渡的桥,应该好好地利用。
 

    觅渡桥旁边正好有一所觅渡桥小学,这正预示着一种精神传承。我们应该把瞿秋白的成长过程作为一笔财富,逐渐地发展成一种觅渡文化,以瞿秋白为核心,扩张到与常州城有关的文化名人、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大有作为,修建觅渡书院、开办书店、修复觅渡桥、定期开展学术活动等。期待在常州形成一种不断开拓、进取、求索的上进风气,使之成为常州的一个品牌、一种个性。这是千金难买的资源,瞿秋白就是这个文化之河取之不尽的源头。(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瞿秋白在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任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及其启示
 

霍海丹
 

    瞿秋白在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任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启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临危受命,领导全党实现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
 

    大革命失败之际,在敌强我弱的险恶、严酷的环境中,中共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在历史发展的紧迫关头,瞿秋白和以他为首的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对这两个问题作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八七会议之后,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积极贯彻执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党的力量重新积聚发展,革命事业“死里回生”,并打开了新的局面。一系列武装起义,促成了农村土地革命的兴起,党开始了在城市工作之外,创建红军、初步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武装割据的新时期。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是在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领导下实现的。这是瞿秋白在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任上对中国革命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二、勇于自省,及时纠正“左”倾盲动错误。
 

    八七会议前后,党领导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党的组织逐步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整顿。但是,就全国来说,革命形势客观上仍然处于低潮。然而,1927年11月召开的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能够认清形势,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八七会议以来在党内一直存在的“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了支配地位。
 

    这次会议以后,一些地区盲目组织发起暴动,造成惨痛损失。严酷的现实,使党中央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并提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巩固与健全党的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这一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停止下来。瞿秋白及时领导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在重要转折关头使革命力量没有遭受更大的损失。瞿秋白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心地坦荡、勇于自省明显分不开。
 

    三、筹备召开党的六大,推进革命事业进入复兴发展新阶段。
 

    召开党的六大,是八七会议就确定下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在负责全党工作的同时,付出很大精力,为六大的召开做准备。1928年4月,写出了8万多字的大会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大会召开前油印发给代表。会前一个多月就到达莫斯科,为大会起草决议案等文件。1928年6月至7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郊区举行,他代表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作政治报告,并有多次大会发言。瞿秋白全力投入、筹备召开的六大,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认识问题,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六大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大会。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即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发生前,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进入复兴发展的新阶段。
 

    四、孜孜以求,努力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瞿秋白担任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期间,注重实际,注重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不断分析、梳理和思考,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反映在他一系列著作、文章和为党中央起草的文件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成分,贡献了智慧和心血。
 

    这一时期,瞿秋白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主要表现是: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即“无间断的革命”问题)的认识,关于土地革命的认识,关于开展农村游击战争、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的认识,关于建立工农政权(苏维埃政权)的认识,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性、长期性的认识等等。
 

    总而言之,瞿秋白的贡献所提供的启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必须把这个科学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寻适合中国的道路。(作者系原中央党研室第一研究部主任)

 

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写照
 

——重读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赵一心
 

    瞿秋白写于1927年2月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了旗帜鲜明的论争,提出了许多被后来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思想观点,是党在那个时期探索革命道路的一篇战斗文献,更是共产党人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写照。
 

    一、文章彰显了瞿秋白直面革命紧迫问题的政治勇气。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有几个极为紧迫而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和抵抗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的问题。随着北伐节节胜利,蒋介石集团压迫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趋势日益明显,革命危在旦夕。二是如何对待和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问题。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作了过高的估计,尤其是明确要求我党“不要把事态发生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对及时应对蒋介石集团叛变产生了消极影响。三是如何克服党内已经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面对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把挽救危机的立足点寄托在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军事将领身上,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瞿秋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中国革命指导上存在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表现出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二、文章彰显了瞿秋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立场。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不空喊马列主义。他坚决反对拘泥于“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暴动”死公式的革命,他还无情讽刺了“研究北洋军阀官僚出生是山东、直隶、安徽人居多,而南方军人、政学系、联省自治派之地主土豪代表,都是湖南人居多,革命党人都是广东人居多等”不切实际,不去鼓动群众,而只是显示“多闻多见学博才高的”所谓“分析”“研究”,指出:“工人群众尤其在革命行动时,他们的问题多着呢”,“他们心上要知道”的问题,正是革命需要研究的问题。从实际出发的正确站立点,使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观点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战斗性,因而被誉为党的战斗文献。
 

    三、文章彰显了瞿秋白秉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进而领导革命的问题,瞿秋白认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小农阶级一直在急遽的破产过程之中……所以中国的农地问题,便变更了一种新的方式。从前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很有代表农村资产阶级利益的成分在内……如今‘平均地权’不够了,要‘耕地农有’!”在此基础上,瞿秋白得出这样的结论:“总之,辛亥革命之后,农民之中小农剧烈的破产而日益革命化。同时还增加两支生力军:(一)半无产阶级的雇农群众之扩大与奋斗;(二)乡村无产阶级的雇农群众之参加革命运动……中国无产阶级由参加国民革命而日益倾向于领袖这一革命——领导农民的革命运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联系、变化、发展观点的正确运用,贯穿了对中国革命问题分析的方方面面,它得出的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地主阶级是中国革命对象,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非由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不能胜利等基本观点,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重读《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对于深刻认识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地位,学习和继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在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意义。(作者系省委党史工办原副主任、省瞿秋白研究会执行会长)
 

看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
 

王崇英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随着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先后背叛而失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受到成立以后不曾遇到过的严峻考验。革命的危急关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这决定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的会议上,瞿秋白以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在事关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问题上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党开辟革命新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在危急关头强调实行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国民主革命纲领不动摇。
 

    瞿秋白强调:“现在真正实行土地革命,真正反帝,不会像五卅、省港罢工的形式而已,是要更剧烈的群众运动,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赶出去,消灭封建余孽。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建立工农民权独裁。” 他的这一主张捍卫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坚持了中国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正确方向,是符合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和现实斗争的需要的。因为只有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加,才能使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有广泛的、可靠的群众基础。
 

    二、在反动派屠杀面前强调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人民军队。
 

    瞿秋白高度肯定八一南昌起义“是真正的奋斗”,“至少是有意识地走到新的方针”,“工农已经见着新的领导旗帜”等。他明确指出:“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 这一论述,强调了人民军队服务革命的宗旨。一年多前,瞿秋白就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中提出:“革命的波澜起旋落地昂然前进,运用这种种斗争方式,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八七会议时,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用军队帮助土地革命,为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在迷茫之际强调马列主义指导地位。
 

    瞿秋白认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和根源,就在于“因根本问题的观点不清,自然就有机会主义;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不会用到实际上,仍旧发生机会主义。” 由此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时我们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者和忠实实践者,瞿秋白在大革命失败、党亟需统一思想的重要关头,强调坚持和运用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对于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失败中奋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在革命转折时期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和党性修养。
 

    瞿秋白注意到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他强调:一是,整顿党组织,改选党的第五次大会的政治局。二是,克服那种“不要群众,不顾民众,不知群众……却要群众去服从他”的“家长制”作风,加强民主制。三是,开展党内批评“主要的目的,使群众认识他的错误,并不认为只是几个人的事……”等。他认为“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注意自己小资产阶级化了,常常可以反映到党的政治生活上来。我们要用全副精神来肃清这种倾向,我们要从我们心理上、习惯上、行动上和一切生活上尽可能做到这一点”,突出了加强党的政治素养和党性修养的重要性。瞿秋白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对加强党的建设和纠正党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的论述,是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一种清醒认识,为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作者系江南大学教授)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贡献
 

韩斌生
 

    瞿秋白在其革命生涯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开创性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文艺观点、理论命题,初步形成了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思路和框架。他的文艺思想被学界视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贡献卓著。
 

    一、较早介入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建设且影响巨大。
 

    在20世纪中国的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对文艺大众化问题最早进行自觉、深刻研究的,当属瞿秋白。瞿秋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突破自身的局限,忠实地提倡大众文艺,此后还努力身体力行,躬身实践了大众化文艺创作。
 

    1931年到1932年,在“左联”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瞿秋白先后撰写了《大众文艺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词题》《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等文章。在他看来,当时群众还不了解新文学,他为之焦灼、为之大声疾呼:(一)“欧化文艺”要努力大众化,扩大自己的读者社会。(二)必须创造普罗的革命大众文艺、批判反动的大众文艺,这是主要的工作。
 

    瞿秋白认为,文艺大众化是“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是建设革命文学最重要的任务,并从“用什么话写”“写什么东西”“为着什么而写”“怎么样去写”“要干些什么”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他指出,在具体样式上,鼓动作品、为着组织斗争而写的作品、为着理解人生而写的作品是大众文艺作品的主要类型;在创作的基本要求上,需要克服感情主义、个人主义、团圆主义、脸谱主义等各种“轻率态度”;在文艺运动上,大众文艺运动主要包括开展俗话文学革命运动、街头文学运动、工农通讯运动、自我批评的运动等;在核心问题上,大众文艺要建立“新中国文”,表现群众的生活、理想、希望,要善于描写英雄、揭露敌人、反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革命作家还必须深入群众、融入生活,进行细致的观察体验。
 

    二、较早翻译诠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且贡献卓著。
 

    我国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除了瞿秋白,还有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沈泽民等人,鲁迅、冯雪峰等人曾经通过日文转译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一些文学理论论著。不同的是,瞿秋白从俄文直接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数量较多,而且可信度更高,涉及文艺本质论、作品论、作家论、创作论、接受论等各方面,体系上相对完整。
 

    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方面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一是对于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主要通过俄语)的介绍,二是关注并大胆提出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并为其提供了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诠释。
 

    三、当年践行历史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堪居首功。
 

    瞿秋白关于文学批评方面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以下成果上:1933年春,瞿秋白编辑《鲁迅杂感选集》,并为该书写了约1.3万字的长篇序言。瞿秋白还努力运用马思主义观点对茅盾作品《三人行》《子夜》等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国革命文学颇得益于俄国文学,瞿秋白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俄国文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重要奠基性工作。
 

    瞿秋白上述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一块丰碑。(作者系原常州市文广新局艺术研究所所长)
 

瞿秋白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李红利
 

    瞿秋白同志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瞿秋白作为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为什么竟然把“灵魂”看得比“躯壳”还重要?瞿秋白这里所说的“灵魂”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的理解:灵魂就是精神的延伸,瞿秋白所谓的“灵魂”指的就是精神。
 

    瞿秋白身上到底有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去传颂?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胸怀天下的爱国主义精神。
 

    瞿秋白首先是一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瞿秋白自然而然继承了中国士大夫阶层那种“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既造就了瞿秋白高尚的道德情操,也赋予他一种为国为民的神圣使命感,并在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下去奋斗。
 

    少年时期的瞿秋白已经深深地被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的爱国情操和英雄气概所感染。成年后,旧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更加坚定地投入改变中国的革命事业中。瞿秋白最大的理想就是为“中国人民开辟一条光明的新路”,瞿秋白最大的追求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新世界、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
 

    第二,追求真理的开拓创新精神。
 

    作为一名宣传家,瞿秋白在红色圣地莫斯科,深入群众生产生活第一线,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翻译并写下了大量介绍红色政权的文章。回国之后,他通过创办党中央刊物、翻译马恩列斯重要著作、撰写政治理论文章,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宣传,一方面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给那些处于黑暗社会中的劳苦大众带来了光明。
 

    作为一名理论家,瞿秋白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系统化研究,完成了从一名单纯的文学爱好者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蜕变。
 

    更难能可贵的是,瞿秋白还是一名实干家。他始终站在日常斗争的第一线,把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和研究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指导中国革命,又在革命的成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使理论研究始终与革命实践同步推进。
 

    第三,无私无畏的担当奉献精神。
 

    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担当。无论是身居中共领袖之高位,还是身处被排挤被打压的逆境,还是面对国民党的屠刀,瞿秋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信仰,始终坚持了一个革命家的操守。面对领导中国革命进程中在理论上政策上出现的失误,瞿秋白勇于自我解剖,敢于承担领导责任。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一种为人民幸福而甘愿牺牲的奉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才不会忘记我们党的初心,不会迷失我们党前进的方向和道路。”体现在瞿秋白身上的三种精神,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传承的红色基因。充分挖掘瞿秋白精神的内涵,让包括张太雷、恽代英在内的“常州三杰”这个独特的红色文化品牌,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改革开放以来常州人民敢为人先、求真务实的开拓创新精神相结合,打造常州人的精神高地,共同引领新时代常州的经济社会大发展。(作者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党校)
 

    来源:常州日报